马龙闪

邓小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突破。对这些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创造，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三、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四、实事求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和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苏联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

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改革。他深刻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他在1985年8月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第二年9月接见波兰领导人时又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同上，第178页）他还讲过这样的意思：制度最重要，制度好，可以约束不好的人；制度不好，也可以让好人走向反面。他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针对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进行突破的。

既是着眼于体制模式，就是从整体上、战略上、全局上推进改革的。邓小平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同上，第116页）这就是他进一步指出的，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在1986年有关谈话中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同上，第176页）

邓小平给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的目标，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极为复杂、极为繁难，需要较长时期实现的事情，但他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已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斯大林体制划清了界限。

邓小平还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他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文化体制改革”，但他讲到要清除行政管理中的“封建主义残余”时，曾提出应根除“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同上，第334页）；在这里，他实际上是把“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中讲的，用他当时的提法就是，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同上，第202页），在这里，不是指各个具体文化艺术门类的局部改革，即“小文化体制改革”，而是指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大文化体制改革”，即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或者说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其管理体制的改革。

因此，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包括对内、对外战略的整体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建设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近些年，分别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这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更加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推向了新的阶段。

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必须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才能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但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一定要防止用苏联模式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抹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体制模式的重大原则区别，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实质性突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4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来理解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难道还是苏联模式中的那种党的领导和那种社会主义吗？另外，我们今天难道还能坚持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吗？难道还能坚持像斯大林一样，把列宁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斩尽杀绝，尽行“人身消灭”，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老干部尽行作为“走资派”统统打倒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吗？我们今天坚持的是包括联合农民和构成人民的一切阶层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这同斯大林体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把“专政”、“暴力”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难道是一回事吗？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的是与时俱进的、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充实、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与苏联模式的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难道是一回事吗？

改革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所有了解邓小平理论的产生过程，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历程的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当坚定地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一切任意美化、颂扬早已失败了的苏联模式、以苏联模式的观点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言行，都是极其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