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是理学南传而兴起于湖南境内的一个著名的地域性学术派别,它表现为南岳衡山既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又是湖湘学派的学术传播基地,其学术思想和人才群体的形成、发展与南岳衡山密切相关。湖湘学派的奠基人及传承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均不是湖南人,为什么湖湘学派发源于湘中的名山重镇南岳衡山? 南岳衡山的秀丽风景和独特人文地位对湖湘学派有什么影响?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南岳衡山的秀丽风景与胡氏父子的乐山情怀
在中国古人中有一种说法:“隐居以求其志”,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在昏暗的社会中得不到实现时,他们就隐居山林,独善其身,过着一种与世俗不相苟同的生活, 他们对山林有一种特别的亲近和偏爱,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笔者称之为乐山情怀。相传胡安国的祖先就过着不愿与世俗相竞,怡然自乐的隐士生活,至胡安国的父亲胡渊,“始读书为进士业”跨入仕途。但致仕后,又隐居故里,并开馆授徒。胡安国、胡宏父子自幼深受家学薰陶,“平生不乐近城市,寓居必深静之所,逢佳树清流,辄扶筇指石,徘徊而后去。 ”(胡寅《先公行状》)这种乐山情怀, 对于湖湘学派起源于衡山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胡安国的乐山情怀与衡山的风景有一种内在的契合
胡安国自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由宋哲宗亲 擢中进士后步入仕途, 他在江陵府学教授等一系列职事上,坚持以圣人为标的,“任上不蹑权门”,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事与愿违,有人借他在湖南担任学事时推举永州布衣王绘、邓璋而进行诬陷,以致被革职。胡安国从此看透了官场的黑暗腐败,下决心远离这个是非之所, 回到家庭过传统的隐居生活。“公问舍求田于漳水之滨,治农桑,甘淡薄,服勤(父母)左右,婉然愉色,得间则专意经史及百家之文,家人忘其贫,而亲心适焉,”“吾奋迹寒乡,为亲而仕,今虽有禄才钟,将何所施?”,表达了不愿出仕,视富贵如浮云的淡泊心境。他“筑室茔山旁,分置图籍,瞻省先坟,审阅古今,慕陶靖节为人,诵心远文章,望云倚杖,临水观鱼,淡然无外营,将终身焉。”胡安国这种心态,隐然与南岳衡山寂静的山林境界相契合。
(二)正是胡安国这种乐山情怀使他产生了卜居衡山之志
胡安国最初与南岳衡山发生联系是在担任湖南学事时,“奉使湘中,日出按属部,过衡山,爱其雄秀” ( 《胡先公行状》),但因公务在身,想到登山游览,“非职事所在也”,中途而止。但衡山雄秀的风光,给了他深刻印象,自此胡安国“赏爱衡山,有卜居之志。”(胡寅《寄赵秦二相》,《斐然集》卷十八)孔子说:“智者乐山”,作为不随时俗浮沉而颇有睿智的胡安国早有隐居衡山之愿。
(三)胡安国父子定居南岳衡山,是在中原沦陷、山河破碎的空前劫难的社会背景下作出的选择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渡过淮河攻下扬州,宋王朝半壁江山内溃兵土匪也乘机作乱。“其时荆门已为盗区”,胡安国一家于是“度洞庭而南,寓居湘潭。”(胡寅《悼亡别记》《斐然集》卷二十)由此史家认定胡氏隐居衡山之始, 根据之一胡氏父子是慕南岳衡山而到湘潭的,胡宏说:“我祖武夷传世,漳水成家,自戎马之东侵,奉板舆而南迈,乃眷祝融之绝顶,实医殳系诸夏之具瞻”(《文定书堂上梁文》《胡寅集》), 这说明胡氏之南迁之重要动因,乃是“眷祝融之绝顶”。其次由于长期流传“衡山七十二峰,盘旋八百里”的说法,胡宏父子最初到湘潭碧泉,虽“望于衡山百里而近”,(胡宏《有本亭记》), 但也算入衡麓一带了。 胡氏父子定居衡山之后, 徜徉于无穷秀色之中, 胡寅说:“予卜居衡岳阳麓,亦尝穷高极深,以求尽夫岳之胜矣”。 (《斐然集》卷二十)胡宏也说:“诸峰秀色与天齐……云雨风月吾皆自品题”(《文定书堂上梁文》,益发增添了他们对衡山风物的情趣,从他们的诗文题记留于文集中就可窥见一斑。从胡氏兄弟诗文中不难看出, 在南岳衡山的风景中寄寓了他们的思想情感:一是“静观万物之理,动处万物之分”,“默契天地心”的理学体悟,这种直觉形象的比观体证的思维方式, 对胡氏父子形成独树一帜的理学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胡寅《潭溪秋 碧》云:“秋客何处佳,淡泊寄寒水,无滓湛遥天,我心正如此”,直抒自己的心境与眼前的秋色内在契合之感, 胡宏《独坐》云:“卜居幽胜衡山绕,五峰西望青冥杳, 乍聚乍散看浮云,时来时去送飞鸟,卷舒自在都无情, 饮啄天然无类扰, 我生何似鸟与云, 掉头心向人间了”;二是登高望远,极目中原的爱国情操。胡宏《偶书》诗云:“一丘自足何足营,万里神州长在眼,莫愁风景异山河,晴天云荫清峰晚”,表达了抗金恢复中原的期望。胡氏父子的乐山情怀与南岳衡山的风景的契合,在诗文中有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和印证。
二、南岳衡山的人文荟萃与胡氏父子的人生追求
南岳衡山不仅是五岳独秀的风景名胜, 亦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奥区, 先王的传说和历代帝王的祀典,增添了南岳衡山的神圣色彩;佛教与道教都把南岳视为圣地,扩大了南岳衡山的影响;唐代李泌、韩愈等大儒名士和释道在南岳的活动, 并由此在南岳所积淀下来的人文景观, 对胡氏父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成为湖湘学派起源于衡山的重要原因。
(一)南岳衡山的先王传说极大地贴近了胡氏父子的圣王理想
胡安国在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参加进士殿试,“时策问大要,崇复熙丰,公推明《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渐复三代为对。”(胡寅《先公行状》)他力主崇尚三代之治, 反对推行新法,“无底元枯党语”, 胡安国几乎落第。由于宋哲宗赏识其才华,故亲擢为第三,胡安国才得以踏入仕途。他认为“自王迹(即先王三代之政) 既熄,微旨载于《易》《诗》《书》《春秋》。”所以他一生以复三代之政为己任,传《春秋》为大业。正是他这种法先王的思想的驱使,使胡氏父子对南岳为先王巡狩祀典之地颇向往和自豪。胡寅《鲁语详说》序中说:“适有天幸,投畀炎壤,”(《斐然集》卷十九)对于自己结庐在炎帝栖过的南岳衡山极感荣幸。《游淡竹岩》诗云:“朱陵更清绝,何必此幽栖”。《和叔夏视获》诗称:“且将诗笔耕炎壤”,表达了胡寅对道统不传的伤感和自己继承道统的心愿。胡宏在衡山瞻仰舜迹后,写了《谒虞帝庙(即舜庙)》:“有姚心妙赞乾坤,尧舜兴亡赖两存,蒲坂旧都西望运,苍梧陈迹事难论,九官效职群英聚,二女宜家圣德尊,万代君王模范表,吁嗟一庙破荒村!”可以看出胡宏对古圣先王既追慕又期求不得极感痛心的复杂情感。在文定书堂即将落成之际, 胡宏说书堂“气象魏峨,欣瞻日宫之近,川原膏壤,爰列舜洞之旁”(《文定书堂上梁文》,《胡宏集》),表达要继承先王之教“流光后世,受福无疆”的愿望。衡山禹迹甚多,胡寅《酒诗一百韵》说:“忘情惟大禹,无量乃宣父”(《斐然集》卷三)。胡宏《小辅将成》云:“平生苦无适俗韵,置身大禹巡方域”,道出了这些先王传说和遗迹对于他们的精神价值。置身尧、舜、禹等先王巡狩之地直接感受先王的活动, 怎能不勃然萌发嗣续之志呢?又怎么舍得离开呢!
(二)南宋偏安江左,南岳衡山作为南宋半壁江山唯一可以举行祭告之礼的地方, 成为当时全国归仰的国家火德兴隆之地和国脉存亡的象征, 衡山圣地对胡氏父子有更大吸引力
靖康之乱后,胡安国按春秋之义,坚决反对和议,他在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上疏说:“女真惊动陵寝, 残毁宗庙,劫质二圣,吾国之大仇也,误国之臣遣使求和,苟延岁月,九年于兹,其效如何?”(《论遣使扎子》,《斐然集》卷十一)胡氏父子希望南宋小王朝能够振 作中兴,恢复中原。然而,高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事仇,且群臣智谋短浅,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贪图虚荣,皆为自谋耳”,(《上光尧皇帝书》,《胡宏集》)胡氏父子壮志难酬,只得另外寻找寄托。当时神州之内,五岳除南岳衡山外,其他四岳均沦陷,五岳在宋代地位极为崇隆,大中祥符四年(公元 1011年)真宗就曾加封南岳衡山为司天昭圣帝, 对其祭祀之礼仅次于天地。孔子曾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其守为神”(《国语?鲁语》),因此很多人寄望岳神纪纲天下,而祝融高耸云天,可以北望中原,这样南岳衡山就成为一个国脉存亡的象征和爱国志士寄兴之所在, 而南岳庙监就成士大夫争相乞陈,引以为荣的职务了。胡氏一门中,胡宏、胡宪、胡实曾监南岳庙,理学大师朱熹曾在监南岳庙的任职上说过:“南岳衡山,系国家火德兴隆之地,禁伐林,毁山石”,“以保国威灵,停蓄云气,慰一方瞻仰归依之望。”南岳衡山可以慰胡氏父子归仰,故胡氏父子在此终身隐居不出,而潜心于学术事业。
(三)南岳衡山的佛道兴盛激发和强化了胡氏父子辟邪说崇圣教的卫道意识
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开始进入衡山,到隋唐南岳衡山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佛道圣地。一方面,为了重建儒家的人文信仰和心性理论,胡氏父子与很多理学家一样有出入佛老, 泛滥百家的经历,另一方面,为了光大圣门事业,他们又坚决地批判佛老 邪说。胡安国曾拜上封寺祖秀为师,胡宏亦自称:“衡麓居士”,“武夷居士”(《斐然集》卷二十一),但他们又声明“我异于是”,胡安国临终特叮嘱子女:“不用浮屠氏”,(胡寅《先公行状》)受胡氏家学影响,胡寅之妻临终亦有类似遗嘱。胡氏父子广泛与释老之徒交游,学习佛道经籍,使他们能够由表及里了解佛道,洞察其理论缺陷和实际危害, 从而对佛道进行操戈入室的批判。如胡寅的辟佛名作《崇正辩》就是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 胡寅居南岳时向佛教徒借阅经籍而成。 胡宏以继孟子为人生追求,按“孟子以知讠皮淫邪遁为知言”,把他的得意之作取名《知言》“所以辩异端之言与吾圣人异也”,《知言》一书于诸子百家之邪说, 辞而辟之,极其详焉。胡宏得力于南岳人文之荟萃,特别是“文籍,惟吾儒与释氏为最多”的有利条件,通过对儒家的崇扬和释老诸子百家的批判, 胡宏心悟独造,创立了别具一帜的思想体系。胡宏《送琏老》:“我曾问公五宗派,电扫群生小见解”, 就透露了个中信息,他希望:“焚香再拜愿圣主,一统三教清乾坤”。以上史料表明南岳衡山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湖湘学派的思想趣旨有着某种内在关系。
三、胡氏父子在南岳衡山创办书院，授徒讲学，“卒开湖湘学统”
胡氏父子迁居湘潭碧泉后,“夷榛莽,植松竹”,着手创建了碧泉书堂,希望能够在此传播理学,“亦若是泉的流行,亘万世而不穷也”。(胡宏《有本亭记》)定居紫云峰后,“背枕五峰,面开三径, 就培松竹,将置琴书”,又创建了文定书院,胡氏父子在南岳衡山一带创办书院的宗旨与先贤来此创立书院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一)南岳衡山是古代书院出现最早的地方之一
南岳第一所书院为邺候书院,系唐朝一代名相邺候李泌所建。石鼓书院原为寻真观,唐元和年间秀才李宽在此庐读书,始建书院,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赐额“石鼓书院”。此外韦宙自永州刺使退后,隐居南岳创韦宙书院。这些书院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南岳衡山的山水胜景吸引了读书人。朱熹《石鼓书院记》 说:“予惟前代庠序不修,士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二是三教合流推动了书院的出现,南岳衡山宗教炽盛,寺观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得随僧斋饭,学子借读佛寺道观蔚然成风,“致名山巨刹隐然为教育中心之所在,五代书院制度,盖亦萌于此欤?”因此说离开三教合流的文化背景要建立书院是不可想象的。
(二)南岳衡山的书院较早形成传道授业的新机制,抑或说成为新型的教育组织
“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山,受业者称曰山长”,为山长得名之始(李元度《南岳志》卷十七)。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由于办学成效显著而迅速发展。“为政者乃成就褒表之”。这时衡山一带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已闻名全国,跻身宋代四大书院之列,这些书院对胡氏父子颇有启发,成为他们实现“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想的选择。胡氏父子初到南岳衡山就在寺庙和已有的书院读书讲学,如邺侯书院,“胡文定公父子讲明《春秋》于此,宦游于此”。(《南岳志》卷十七)胡寅《示上封长老洪辩》诗云:“邺候有旧隐,此兴吾数 数”。一则因为邺候李泌进退合义,有平定安史之乱, 绝吐蕃割地之议的劝业,特别是其“妙策当年取范阳”,引起胡氏父子许多感慨,二则南岳还有邺候书院纪念地,胡氏父子在此讲学,寄寓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如胡宏曾写信秦桧表示不愿随身浊暗的官场, 希望做一个“杰然自立,志气塞乎天地,临大节而不能夺, 有道德足以赞时,有事业足以拔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淳淳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的大丈夫。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请求修复岳麓书院,自荐为山长,可见衡山一带书院给胡氏父子带来了新的希望。胡宏说岳麓书院,“湘山负其背,文水萦其前,静深清旷,真士子修习精庐之地”。又说:“凡学舍,诸生不乐近城市者,并听之。”表明在他们自己创建书院授徒讲学时,充分吸引了前人书院教育的经验。
(三)南岳衡山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最关键的是胡氏父子在此创办了自己的书院,并授徒讲学,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和有着师承关系的人才群体
胡氏父子认为,“永惟三代之尊, 学制遍乎家巷, 爰从两汉以下,友道散若烟云,尼文之志不明,孟氏之传几绝”。(《碧泉书院上梁文》《胡宏集》)儒家道统的失传, 原因在于教育体制没有按先王时代建立起来, 他们希望通过整顿学校,正人心,敦教化,美风俗。但是官学的腐败已无力挽回,在彷徨摸索中,“将寻绎五 典之精微,决绝三乘之流遁,穷理既资于讲习,辅仁式藉于友朋,载卜会文之方。”他们满怀信心创建碧泉书院,就是要继承和传播“几绝”的孔孟之道,“庶几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碧泉书院上梁文》《胡宏集》)。胡氏父子隐居衡山后,在“独得溪山之胜”的书院中,屏绝官场往来,不仅有更充裕的时间精力从事学术研究, 而且在书院讲学的切磋涵泳中思想更加成熟。胡安国对友人朱震介绍自己研究《春秋》的经过说:“某之初学也,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多求博取,以会要妙,然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已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已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向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胡寅《先公行状》),胡安国所说的后面二个五年和“及此二年”基本上是在南岳衡山度过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胡安国《春秋传》最后成书,是在南岳衡山的书院讲学而完成的。二是胡安国思想的形成到成熟, 通过在书院讲学,达到了“所学似益察,所造益深,乃知圣人之皆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的思想境界,终成一代大师。湖湘学派的奠基之作除了《春秋传》外,还有胡宏的《知言》和胡寅的《崇正辩》。胡宏年轻时随父移居南岳衡山,终身不仕,其代表作《知言》,就是他在衡山文定书院研究和讲学积累的随笔、札记、记录汇编而成的。“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著龟也”。(张轼《胡子知言序》)。当时学者对《知言》给予了高度评价,吕祖谦说:“《知言》胜似《正蒙》”,朱熹说: “湖湘学者崇尚《胡子知言》”。胡氏父子在南岳衡山创办书院, 另一个实现他们的理想的方针是授徒讲学。由于胡氏父子在当时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远近学子都负笈而至,在《武夷学案》《五峰学案》中所提到的胡氏门人,大多是在衡山从师胡氏父子的。胡氏门人大致有三类, 一是流寓南岳避乱的中原士民,如向沈、韩璜等人,“南渡后居衡山”,“痛心家国,曰从文定讲春秋复仇之说”。第二类门人以李椿为代表,他在担任衡山县尉时受业文定。第三类以长沙黎明、谭知礼,湘潭彪虎臣、杨训、衡山乐洪等最著, 他们从师胡安国后,在书堂笃志求道,愈久愈恭,有的终身服膺胡氏,在学术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一个理学派别——湖湘学派在南岳衡山开始出现了。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继承父业,在衡山的书院里授徒讲学,他常说:“道学衰微, 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 (《宋元学案》、《五峰学案》)他掌堂授徒后,扩建了书院的规模,完善了书院教育的体制,培养出张轼、彪居正、吴翌等著名弟子,特别是张轼是光大衡山胡氏学, 进一步发展湖湘学派的核心人物。张轼在南岳衡山师从胡宏学成后,掌教岳麓书院,成为著名的理学家, 以衡岳一带为基地的湖湘学派也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学派,史称“湖南一派,在当时最为兴盛”(《宋元学案》)。
四、湖湘学派的基本特征与南岳衡山
湖湘学派自胡安国、胡宏父子在衡山一带创办书院讲学授徒而形成后,在传承授受过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特色,这些特色受南岳衡山影响并与之有着某种相通的精神气息。
(一)湖湘学派突出“尊王攘夷”的爱国情操
1.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在宋金对峙政治格局成为宋代现实政治的历史回响
宋王朝自建立初就缺乏开国气象,内部积弱积贫,官冗弊政愈积甚;外部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民族矛盾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胡安国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特地阐明《春秋》“尊王攘夷”的大义,他在《春秋传序》说:“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思想家强调的尊王之义所不同的是胡安国更多强调“攘夷”,他说“《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谨华夷之辩”。其原因是靖康之难后,中原沦丧,胡安国“感激时事”,借《春秋》讲明复仇大义。因而,在宋代尊王攘夷成为现实政治的历史反响, 实际是抗金爱国的一种表达方式。
2.南岳衡山在宋金对峙格局中亦成为寄寓尊王和攘夷大义的象征
如本文前述,靖康之乱后,南岳衡山成为国家火德兴隆之地和国脉存亡的象征, 祭祀之礼仅次于天地,与封建王权密切关联,因而引发出人们的尊王意识。胡寅《登上封三绝》之一道:“仰止高高几梦思,跻攀乘兴遂忘疲。直须驻足表冥上,才信前山次弟卑。” (《斐然集》)。胡宏《小圃将成》有道是:“我爱青山好, 衡山镇南极”,“衡山之峰七十二, 奔走芙蓉尽供职”,诗以言志,在此衡山成为帝王的象征。特别是五岳之中原四岳俱沦丧,因而登临衡山,使人们欲兴起复仇雪耻、光复中原的愿望,胡宏的一则《偶书》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思想活动:“衡岳望嵩少,屹然河汉间,浮去自往来,谁肯拓关山?”这样,通过宋金对峙的现实政治格局,儒家经典《春秋》大义与南岳衡山的特殊政治意义贯通起来。
3.理学家胡安国隐居衡山著《春秋传》,讲明春秋大义,使得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更有特色
胡安国迁居衡山之前,已是著名的春秋学家,《春秋传》已有初稿。胡安国隐居衡山后,受钦命纂修《春秋传》,“寒暑不少懈,殆忘寝食”,终于在衡山紫云峰下修成《春秋传》。他在《春秋传》序中介绍说,“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赋,辟邪说,正人心, 用夏变夷,大法略备”。胡安国突出地宣扬尊王攘夷大义,构成《春秋传》一大特色。一方面胡安国继承北宋春秋学家提倡“尊王”之义,强调封建纲常伦理,以维护宋王的统治; 另一方面胡安国针对宋金对峙的现实,突出“攘夷”之义,意在抗金复仇,收复中原,集中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因而胡安国《春秋传》成书以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和推崇,亦为广大爱国人士所接受。
4.胡氏所标的“尊王攘夷”大义在南岳衡山的书堂中讲唱论析,被陶铸成湖湘学派的爱国主义传统
首先是流落衡山的中原难民向沉及胡安国子胡宏、胡宪等,跟从胡安国讲明春秋大义。继而大批衡麓弟子把春秋大义与抗金复仇的主张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关注时政的爱国学者群体, 延至张栻在岳麓书院培养的著名弟子们, 这个传统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爱国主张和行动,如“岳麓巨子”吴猎对南宋苟且偷安提出尖锐批评:“以偷安为和平,以不事事为安静”,开禧北伐中的名将赵方是张栻的弟子,在宋孝宗时“力陈不可和议之七”,在抗元斗争中,岳麓诸生的爱国主义情操表现最为壮烈,他们“荷戈登陴,死者十几”。
(二)湖湘学派致力“穷理尽性”的心性之学
众所周知理学家们在改造简单粗糙的原始儒学,使之成为一种既能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又具有高深哲学的理论时,往往借助佛道的思想资料,而作为理学家的胡氏父子隐居衡山这个佛道胜地,更具有从事这种理论活动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特别是发源于南岳衡山的禅宗南宗的“明心见性”对湖湘学派的心性之学有着极大的影响, 朱熹就曾批评湖湘学者“几如说禅”,下面以此为例说明南岳衡山的宗教文化对湖湘学派特征的影响。
1.胡安国改造禅宗心性理论的探索
胡安国的心性之学之立论常从先秦儒经出发,但其内在的逻辑仍留下禅的痕迹,胡安国认为:“在人则一心也,在物则一理也”。但是心与性具有同源同构的关系“无所不在者,理也,无所不有者,心也”。但是他又认为“心”毕竟不能等同于理,两者必须通过人的修养工夫才可能沟通乃至合一, 据此胡安国重新界定了“士”、“君子”、“圣人”的三种修养境界,这与以“觉悟”程度分等级的佛教说法有非常相似地方。在胡安国看来,理是一个只可循之不违的本体, 通往圣人之路的修养工夫则必须从“心”入手,他提出了“正心”和“存心”两种工夫论。其一,正心论即所谓“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其意”,他说“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天,万象毕现,则不疑其所为而内外合也。”胡安国提出正心论的理论依据就是“心与理”,并批判吸收了禅宗的“了心”说,他说“释化虽有了心之说,然知其末了者,为其不先穷理,反以理为障,只求见解于作用处”,结果导致“接物应事颠倒差谬,不堪检点”。其二,存心论认为“夫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即起灭心见也,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能操而常存者,动亦存静亦存,虽百起百灭,心固自若也。”这种自本自根,即爱亲敬长的本心,是儒家伦理的根本,胡安国说释氏之大谬就是“指此为前尘,为妄想,批根拔本,殄灭人伦”(胡寅《先公行状》)。这是胡安国从心性理论本源上触及到佛教与儒家冲突的症结所在,为以后湖湘学派创立更高层次的心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2.胡宏融合佛老之言的尽性之说
胡宏继承了其父胡安国开辟的即释老又融释老的思想路径,形成了完整的穷理尽性的思想。首先胡宏从比较儒释异同出发,他说:“无典章法度者,释化也, 安得其心遍该流通与论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知言·天命》),虽然释氏没有儒家的典章法度,其心性理论的长处却可为我所用, 这样胡宏就明确了融合佛老以扶正学的办法。其次胡宏认为释氏虽有“窥见心体”之长,但不知“止于其所”,因此出现“外伦理而妄行”的弊端,据此他认为可用儒家之长补其所短,“明乾坤变化,万物受命之理,然后信六道轮回之说,具淫邪遁之辞,始可与为善也”(《知言·事物》)。胡宏通过辩正儒释异同,总结说:“释氏见理而不穷理,见性而不尽性,故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不能合一,与道不相似也”,“释圣与圣人,大本不同”,而这个大本即“性”,而这一范畴在胡宏全部哲学思想中具有核心地位,他在《知言·往来》中就说过:“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德合天地心统万物,故与造化相对而立斯道也”,这样胡宏以禅宗的明心见性之说为参照体,把“性”从伦理本体上升到宇宙本体的哲学高度,围绕“性”逻辑地展开,形成了性本论哲学体系,很显然胡宏性本论哲学受发源于南岳衡山以明心见性著称的禅宗启发和影响很大。
(三)湖湘学派倡导崇儒重教的社会风尚, 固然与它是以重建原始儒学为宗旨有关, 但是在佛道重镇南岳衡山倡导崇儒重教的社会风尚,则有其特别的含义和趣旨。
1.湖湘学派在南岳衡山一带阐发了崇儒重教的理论
众所周知宋明理学兴起的背景是佛道之风笼罩思想界,儒家伦理沦丧,因此它从产生一开始就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但到南宋初“纪纲尚紊,风俗益衰”,而身处佛、道猖炽的南岳衡山,胡氏父子对此更有切肤之痛,为了扭转这种危险的局势,胡安国、胡宏深入释氏最有鼓惑的心性理论, 揭露和清算其危害性,其目的是要崇扬儒家思想,光大圣门之学。为了光大圣门之学,他们认为应振兴儒家教育,胡安国进奏高宗说:“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胡宏亦认为“太学者,明人伦之所在”,(《与高抑崇书》)“方今圣学衰微,士风卑陋,可与共为仁者极少,自非得真积力久名世大贤作而振之,则人道何由立?”(《与僧吉甫书三首》)胡氏父子以振兴圣学自任,因而全力投入儒家教育事业。
2.湖湘学派在南岳衡山创办和主持书院,致力于传授儒家思想,推进了湖南文化教育的发展
首先, 胡氏父子将书院教育视为继承和传播孔孟之道的终身事业,创办碧泉书院、文定书院,讲教不断,理学才在南岳衡山扎根,改造了南岳衡山与地域文化的结构, 更重要的是胡氏父子开创了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自胡文定之后,鹅湖、白鹿风靡天下,如是,天下之秀咸趋而进教于讲学者之门……故褒者一代精神集乎讲学”。(汤用彤《理学谵言》)。其次,由于湖湘学派大力倡行崇儒重教,受崇儒重教之风薰习的后人因此对胡氏父子及张轼经始之功更加景仰,明代湘籍著名文学家李东阳曾说“盖尝登岳麓,吊其所谓书院者,闻文定之风而有感焉”,他认为“衡之学者,读公(胡安国)之书,学公之学固将亲羹于庙貌,思景行于高山,虽欲自画于道,而亦有不容己者矣”。(见《南岳志》卷十七)。文定书院、岳麓书院也成了湖湘学派的象征,后人为纪念湖湘学派的先贤们,不断对其修葺扩建,继续讲学,成为湖南文教发展的基地。
（作者黄震，男，1970 年生，湖南省衡山县长江镇人，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本文载自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年2月第2期，第16卷第2期）